传奇记者——罗伯特·卡帕_罗伯特记者传奇卡帕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年10月22日-1954年5月25日)是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

西班牙内战时,一名共和党民兵被法西斯军队的子弹击中后倒下的照片让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成名,而在诺曼底登陆日当天,他拍摄的那张模糊的却动感十足的战场画面,让他在战地摄影界和黑白摄影界更具传奇色彩。他用一种挑战常态的新视角,重新定义了战地新闻摄影。相比较战争本身,他捕捉更多的是战争中人性的一面:他记录过五次战事,从画面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士兵百姓们在不幸被卷入战争时的情绪。

卡帕的名字几乎成为战地记者的代名词,1938年《图片邮报》宣布罗伯特·卡帕为 全世界最伟大的摄影家。他的短暂一生充满神奇色彩,甚至包括他的名字,他原名叫安德烈·弗来特曼,1913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是一位裁缝的儿子,十七岁那年由于与共产党有过一次密谈而被迫离开匈牙利,成为一名政治流亡者。年青的卡帕在柏林学习记者课程,但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大学课程。他曾当过暗房助手,后来给一家图片代理商当跑腿,因为得到图片代理商的赏识借给他一台徕卡相 机,并委派他拍摄一些简单的任务,从此走向摄影之路。

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罗伯特·卡帕 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的来历有几种说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卡帕爱上了一位在摄影图片社推销图片 叫加达·塔罗的德国姑娘,当时的卡帕还是一文不值,他们想出一个推销作品的方法,假冒给一位成功的美国摄影 师代理并推销作品,这个摄影师的名字叫罗伯特·卡帕,他以高出市价3倍的价钱向报纸与杂志推销卡帕的作品, 并宣称:“如果稿费低于这个价钱的话,罗伯特·卡帕先生会深感受到侮辱。”这居然让他获得了一定的订单。尽管 后来这一骗局被《VU》杂志的主编罗斯·优盖尔(Lucien Volegl)揭穿,但从此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便被传开了, 而且稿费价格也越来越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卡帕的一幅士兵中弹倒地的瞬间照片使他名声大噪,这是他平生最 出名的一幅照片,这张照片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大量地复制和刊登,但同时这也是他最有争议的作品,因为有人质 疑他那张照片的真实性。

坟前祭拜 越南 1954

前景中的越南妇女怀抱小孩在亲人坟前痛哭不已,悲痛而无助的表情是对那该 死战争的控诉,画面远处密密麻麻的十字架告诉世人这场战争的残酷与代价, 卡帕以真实的画面再现了战争的恐怖、荒谬与愚蠢。画面在构图上采取了接近 “Z”字型的方法,由近而远达到很好的效果。

“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还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的一生与战火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拍到精彩的照片,他总是置生命于不顾,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如 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还不够近”。他辗转世界各地的战区:日本、中国大陆、欧洲、美洲等,他常年在外 奔波拍照,所拍的胶片还未冲就寄回美国,由别人放大、排版、出版。他的名声已响遍世界,但他整天在战壕里忙碌。 英年早逝 他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大战场面,在枪林弹雨中总能幸运躲过死神的召唤,并且能拍到精彩的瞬间,从而获得了 同行的羡慕——常说他是“走运卡帕”。然而,不幸的是,1954年越南战场上,在一次小战斗结束后,他不幸踩中地 雷而遇难,这是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50年,这是一张极具冲击力的照片,卡帕以几乎是以贴着地的低角度抓拍了眼 前的一幕,三位眼睛失明的男人在一位少女的带领下缓慢而艰难地前进,他们身上 破旧不堪的打扮与周围简易的矮房子以及凹凸不平的地面形成一种另人深感不安的 “协调”。照片上作者故意夸大四个人物的形象几乎占了画面的绝大部分面积,并利 用纯净而明亮的天空来衬托主体,这也是该照片极具冲击力的原因之一。

两位手握步枪的士兵面对举起双手迎面走来的陌生人,背景是经被炮火洗礼过的断壁残垣, 卡帕巧妙地将三个人安排在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的位置,将视点集中在远处的人身上,取得 视觉的平衡效果。

勇气、颤抖与失焦

卡帕的成功,源于他的运气和勇气。他那句名言成了他身后所有战地摄影师的警句:“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便是诺曼底登陆时拍下的影像。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他是唯一一名与第一批军人一同登上奥马哈海滩,并活着回来的摄影师。

诺曼底登陆 6月6日

1944年对诺曼底登陆战的报道摄影是卡帕生前深感自豪的一次创作体验,他随盟军一起 在6月6日登陆诺曼底,随军报道欧洲地二战场的情景。图中战死的士兵遗体和 远处的战舰告诉我们一场残酷的战争刚刚结束,等待他们的是更为艰难的恶战。

如今回望,很多人对诺曼底登陆的视觉记忆,或者日后电影重新模拟诺曼底登陆时的一切视觉根据,源头也许都是卡帕的那组照片。那组照片不仅成为历史依据,也让卡帕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者。

尽管此前卡帕已经通过拍摄西班牙内战开始成名,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他先后参加了盟军在北非和意大利南部的战役。在结束意大利的战役之后,卡帕返回伦敦,与其他记者和士兵一同等待着“下一场重大战役”的到来。在数百名盟军战地记者中,只有几十名被选中随首批进攻部队上前线,其中只有4名摄影记者,卡帕便是其中之一。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当天的卡帕,军装、头盔,右挎相机,左挎行军酒壶,这是他的标准装备

漫长的等待之后,5月28日凌晨,盟军公关处的士兵把他从酒店中唤醒,被要求不得与任何人交谈,带上简单的行李上路。他去了英国韦茅斯港,登上了美国军舰“蔡斯号”,除了卡帕以外,还有总共300万盟军士兵一同前往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6月6日凌晨,在离海滩几英里的地方,他与士兵们一同登上登陆艇。待登陆艇进入德军火炮射程后,士兵们开始呕吐,卡帕在一片呕吐物和海水中蹲下身子,从防水油布里摸出一台德国康太时相机。此时天边已经有足够的光线让他拍照了,登陆艇触地,艇前挡板被放下,卡帕看到露出水面的钢铁障碍物和德国人机枪的扫射,以及盟军士兵们在及腰的海水中吃力前进。他举起相机,拍下了历史上这场进攻第一张真正的照片。

在后来的自传中,卡帕清晰地记载了登陆之初几个小时的紧张。海水很凉,奥马哈海滩依然在100多码之外,子弹打得卡帕周围的海水开花。他急忙向最近的一处钢铁障碍物行进,并与一名士兵共同分享了一会儿它的掩护。卡帕的镜头中,灰蒙蒙的水面和灰蒙蒙的天空中间,小小的盟军士兵们躲在障碍物下。

等他拍完了照片,海水已在他裤腿里冰凉。每次他想从障碍物旁走开,德军的子弹便会把他赶回来。他从浮尸之间又到了一辆半烧毁的水陆两栖坦克旁,停下来又拍了几张照片,最后鼓足勇气,一跃到岸上。

海滩的斜坡给了卡帕一些保护,他和士兵们都平趴着躲避机枪和来复枪子弹,但潮水把他们推向子弹飞来的方向。卡帕拿出第二台相机,头也不抬地开始拍照。他的照片前景全是靴子和发青的脸,在靴子和脸的上方,画面全是榴霰弹的烟,烧毁的坦克和下沉的登陆艇构成了照片的背景。

德军的迫击炮随即到来,落点极近,卡帕不敢将目光从他的相机取景器上移开,发疯似地拍摄,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半分钟后,他的相机卡住了,胶卷用完了,他从包里取了一卷新胶卷,但他湿漉漉颤抖的双手马上将它弄坏了。

空空的相机在他的手中颤抖着,一种新的恐惧使他从头到脚浑身哆嗦。他周围的人都一动不动地躺着,只有死者在水线上随浪翻滚。一艘登陆艇在他身后靠近,他什么都没想,只是站起来,向登陆艇奔跑,直到海水淹到了他的脖子。他将相机举过头顶,突然意识到,他这是在逃跑,他试着回去,但他无法面对海滩,他对自己说:“我只是想到艇上去弄干我的手。”

他爬上艇,烘干双手,给两台相机换上新胶片,此时小艇开始倾斜,缓缓驶离海滩。他在甲板上给硝烟笼罩的海滩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又给甲板上的伤员拍了几张。登陆艇将他带回了6小时前他离开的那艘“蔡斯号”美国军舰,他因劳累而倒下。

再醒来时,军舰返回了英国韦茅斯港。卡帕从等在码头上的记者们那里知道,另一位被派往奥马哈海滩的战地摄影师两小时前就回来了,根本没有下船,更没有碰过海滩。卡帕成了唯一一名与第一批军人一同登上奥马哈海滩的摄影记者。他随即被邀请坐飞机前往伦敦,在新闻广播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但卡帕谢绝了,他把拍摄的底片寄出,换了身衣服,乘坐第一艘船重回诺曼底,继续拍摄。

7天后,卡帕获悉,信使千里迢迢把他的底片送到伦敦,暗房的技工急着追赶截稿时间,忙乱中使出昏着,调高了烘干箱的温度,导致胶卷上的感光乳液溶化了,总共106张照片,只有8张抢救了下来,画面因为受热而变得模糊。

1944年6月6日,卡帕跟随第一批美军登陆诺曼底奥马哈海滩,并拍下了这张照片。18岁的士兵爱德华·雷根趴在沙滩上

6月19日,卡帕的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总共7版,配上标题《诺曼底滩头,海陆空联合打响欧洲命运之战》,并注有文字:“题图和以下6版的图片是《生活》杂志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他跟随第一批盟军登陆。尽管他的相片内容跟第一批登陆报道有些出入,但是他的图片展现了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以及德军顽固的防守。”

在那张最著名的照片下面,怕担责任的杂志编辑配上的文字说明是:“水中匍匐行进,一位美国士兵缓慢移动到岸边。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之中,摄影师卡帕移动着他的相机,颤抖的双手模糊了他的照片。”

卡帕用一组照片定格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刻,而置身战场中的卡帕当时并不知道这组照片更深远的意义:照片上的人,第116步兵师K连18岁的士兵的爱德华·雷根,与照片一同永远地成为奥马哈登陆最初几分钟里的史实。

对雷根来说,那张照片标志着“重要的成年仪式??是从少年走向成人的过渡”。在美国,雷根的母亲从《生活》杂志剪下他的照片,一脸泪水。1945年雷根回到弗吉尼亚,她拿出那张剪下来的照片。“你看,这是你吧?”她问。“是啊,是我,”他回答说,“我为此自豪。”

看得出,卡帕很得意这张照片,也原谅了《生活》杂志员工暗房冲洗时的失误,后来甚至将其充作自传的封面,书名索性就叫《失焦》。

正是卡帕和那个时期的一众摄影师,让战地摄影成为“高贵的战地摄影艺术”。

1944年8月,随盟军解放巴黎后,卡帕就曾发出感慨:“永远不会再有一张照片像北非沙漠或者意大利群山中步兵的照片那样,永远不会再有一次攻势超越诺曼底海滩之战,永远不会再有一次解放能与巴黎的解放相提并论,从现在起,我拍的照片不会再有新花样了。每一个匍匐的士兵、每一辆滚动向前的坦克、每一处狂热地挥动着手的人群,都将只是我以前在某处拍过的某张照片的弟弟。”

诺曼底登陆后,天主教神父在奥马哈海滩上为盟军士兵做弥撒

捕获英雄式的死亡

如果说卡帕最著名的照片是诺曼底登陆系列,那他西班牙内战中的拍摄的照片《倒下的士兵》,可以说自此定义了战地摄影师这一身份。

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初期,在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率领的民族主义军队正在战斗。广袤的天际之下,一名西班牙共和军民兵双腿紧绷,胸口对着狂风,步枪拿在手上,顺着山坡往下跑。突然之间,士兵的飞奔中断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图像定格,战士身体倾倒,原本紧攥在手的步枪已然松开,他似乎要跌破画面,瞬间丧命的身体在下一秒就会与草地上浓黑的影子会合。1937年7月的《生活》杂志第19页刊登了这幅照片,照片下方一行粗黑标题:《死亡在西班牙:这场内战在一年之内带走了五十万条生命》。

1936年9月,西班牙科尔多瓦前线,一名共和军战士中弹瞬间

在历史上,战争的残酷头一次通过摄影被极致地展现出来。照片的意图相当明显,它毫不迟疑地捕捉到了惨剧发生的瞬间。它是如此震撼人心、残酷无情,迅速成为战争的标志之一。

“在西班牙拍照不必耍花招。你不用摆布你的相机,摆布被摄者。照片就在那儿,你拍就是了。真相就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传材料。”1937年9月2日,卡帕接受《纽约世界电讯》采访时这样说道。

作品发表即引起轰动,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但也有不同声音,有人批评拍摄品质相当差,有人质疑照片真伪,说这名战士根本没有死,而是战场后方演习的摆拍,也有人说拍摄者不是他,而是他德籍摄影师女友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

虽然后来争议不断,但至少在当时,这张照片被视作事实的雄辩展现。它独特诠释了人类、人性与战争。20世纪人像摄影和时尚摄影之父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将卡帕的摄影比作戈雅的绘画《战争的灾难》,宣泄出人类的感情,记录战争的恐怖。而中国摄影评论家顾铮认为,相比绘画,卡帕给出的视觉与意识的刺激,是基于“人们对于摄影的真实描绘能力的基本接受”,因此“也许更经久地潜伏于意识深层,更易于在某些场合被迅速翻检出来和某些历史场面与事件加以对比,召唤某种历史意识”。英国学者卡洛琳·布拉斯特则表示:“这张照片的名声指明了一种集体想象,它所展现的是,战争中的死亡是有英雄气质的,是悲剧性的,在这其中个人是很重要的,他的死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1936年11月,在马德里周边休整的西班牙共和军士兵

面对真实性受到的质疑,卡帕本人生前唯一一次公开评论《倒下的士兵》拍摄过程则是在1947年接受WNBC电台节目采访时,那时他正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失焦》宣传,并在节目中主动讲述了1936年在西班牙的那次经历。

他把这张照片的成名,归功于杂志编辑和大众传播。“这张获奖照片,诞生于编辑们的想象力和看到这些出版物的公众心中。”卡帕回忆说,在安达卢西亚,他与20名新招募来的共和军士兵在同一个战壕里,在朝外的一个山坡上,叛军的机关枪就架在远处。每5分钟,共和军士兵们便爬出战壕向外冲锋。机关枪响起,剩下的人爬回战壕,再朝着机关枪的方向一通乱射。然后他们再次冲锋,“他们像割草一样割倒一批”。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卡帕在共和军第四次冲锋的时候将相机举过头顶,甚至没有朝外看,便按下了快门。拍摄完那张照片,卡帕在西班牙又待了三个月,再回到法国时他发现,“因为我举过头顶的相机正好捕捉到了士兵中弹的那一刻,所以我已经成为一位著名摄影师”。

1937年12月,西班牙内战期间,卡帕随西班牙共和军艰难攻入特鲁埃尔后,发现很多受伤的平民

西班牙内战是22岁的卡帕经历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也让卡帕从此成为职业战地摄影师。

佛朗哥暴动刚刚开始,卡帕便与在巴黎相识的女友塔罗决定前往西班牙,他们联系了各家杂志社的编辑,最终获得了战地摄影师的工作。他们在安达卢西亚海岸拍摄难民迁徙时遇到了白求恩,在马德里拍摄共和军抵抗时认识了海明威。与卡帕一同出没于硝烟弥漫战场的女友塔罗此时已经成长为一名摄影师,不再只是辅助卡帕拍摄,她拒绝了卡帕的求婚,开始在枪林弹雨中独立拍摄。1937年7月25日,就在塔罗计划回巴黎的前一天,她在前线被共和军一方的坦克剐蹭,身受重伤,在送往医院后身亡。

这位卡帕的伴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被众人忽视,直至2007年“墨西哥旅行箱”的发现,塔罗在战地摄影方面的艺术成就才再次浮出水面。三个纸箱中的大量胶片,分别是卡帕、塔罗和他们的朋友大卫·西蒙(David Seymour)的摄影作品。这三箱胶片是卡帕1939年离开巴黎赴纽约时匆忙交给匈牙利犹太摄影家伊姆雷·威兹保管的,此人后来在马赛被捕,胶片又落入墨西哥外交官手中,并随外交官辗转回到墨西哥。2007年,卡帕的弟弟康奈尔·卡帕发现了这批胶片,并因此设立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

1940年,卡帕(右)与作家海明威(右三)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家酒吧里交谈。两人在西班牙内战时相识,后来又相遇于“二战”欧洲战场,卡帕认海明威为“老爸”,据说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有卡帕的影子

1936年,在巴黎咖啡馆的卡帕和女友塔罗

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战地摄影能在当时开始盛行,也有赖于上世纪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殊时期。当时的欧洲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回归和平的人们开始寻找精神出口,他们渴望物质享受,同时对文化艺术层面的追求同样高涨,也正是在那一时期产生了众多艺术大师和杰出作品。而摄影技术的进步和大众传播的形成则让新闻现场图片在那一时期成为市民所爱,新闻从此开始了由“读”到“看”的转化,20世纪视觉文化随之到来。

在一切背景铺垫之后,西班牙内战被视为现代史上第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卡帕之所以能在一众战地摄影师中名垂青史,则因为他们不仅仅将镜头对准战火、武器和死亡,更关注战场中幸存下来的人和战争中的人性。

创立玛格南

1947年,4月中旬,一个中午,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二层的餐厅,34岁的卡帕召集了一个饭局。参加饭局的有《生活》杂志摄影师威廉·范迪维特(William Vandivert)和妻子里塔,还有大卫·西蒙。卡帕认为应该防止像《生活》这样的杂志不断剥削独立摄影师,这些杂志不仅毁坏他的重要报道,还掩盖责任,把一切推到了摄影师本人头上。摄影师应该在报道内容上尽可能获得控制权,摄影师为照片匹配的说明文字不得让编辑修改。最后,最重要的是,摄影师一定要拿到照片的版权,因为这些照片在日后可能有很大价值,比如他拍摄到的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照片。

卡帕在会上宣布,为争取调整与杂志的权利平衡,由摄影师本身开办的图片通讯社就此成立,它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摄影合作机构玛格南图片社。创始人还包括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和布列松。大卫·西蒙负责欧洲报道,布列松负责印度和远东,罗杰负责非洲和中东,范迪维特负责美国,而卡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布列松曾说:“玛格南是思想的团体,是人类本质的共享,是对世界的好奇心,是对未来的崇拜,是转换成视觉的美好愿望。”

对卡帕来说,战地摄影师并不是一份光荣的职业,他愿意自己是一个“失业”的战地摄影师,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没有战争。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卡帕真的开始“失业”。远离战火带来的肾上腺素,卡帕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一度纵欲、赌博成性。作为玛格南总编,他招募了大量优秀的摄影师,但却不善管理图片社的财政,他还因此与布列松吵过架。在去世前一年,卡帕将玛格南总编的职位移交给了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正是后者当年作为《生活》图片编辑发布了卡帕诺曼底登陆的那组照片。

卡帕有着非常超前的远见。1953年9月,在卡帕参加的最后一次玛格南股东会议上,他高谈未来的活动影像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并表示,玛格南的成员应该开始使用拍摄电影画面的摄影机了。法国人马克·吕布(Marc Riboud)1953年被卡帕招聘而来,他记得当年秋天去过卡帕在伦敦酒店的房间。“卡帕要我去伦敦学英语,并认识那里的姑娘。我去了,但没有见到任何姑娘,我太不好意思了。他告诉我,摄影已经没戏了,电视会取代一切。”

罗伯特·卡帕(1947年摄于巴黎)

卡帕的最后一张照片

1954年,卡帕再次接受美国《生活》杂志的提议,代替一位中途休假的摄影师前往拍摄越南抗法战争。在越南,一次与纵队的日常推进过程中,由于没有拍到想要的照片,卡帕决定离开几位同伴摄影记者,跳下吉普车,跟随一个小队进入稻田。他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众士兵在稻田中行军的场景。几分钟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吉普车上的同伴骂道:“他妈的,又让这小子拍到好照片了!”结果是卡帕踩到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因此丧命,享年40岁。他是第一个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战地记者。然而他在临终那天携带的两部相机被找到时,却完美地诠释了他的摄影人生:一部里面装填的是黑白胶卷,另一部里则是彩色胶卷。

越南的中南半岛,从南定到太平的公路上,1954年5月。这是卡帕在当天下午2点55分不幸踩上一颗地雷前拍摄的最后一批照片中的一张

与中国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年卡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一同约定赴延安采访,但是到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未能成行,当时他是抗日战争中唯一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他来到中国,报道了武汉会战和徐州会战,留下了500多张底片,成为日后珍贵的影像材料。

这张闻名于世的中国士兵肖像就出自卡帕之手,并成为当年《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让美国及世界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决心,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随着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愈加激烈,一路上都看到大量的中国军队

1938年7月5日,武汉,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乘火车离开中国。为避开空袭,火车车厢上覆盖了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抗战前,中国一直接受德国的军事援助,但后来德国与日本结盟。抗战爆发后,日本一直要求德国撤回军事顾问,称:“此次事变名为中日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打仗。”

戴着德式头盔的国军

1938年3月12日,汉口,武汉军民举行爱国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并抗议日本侵华。图为参加集会的少年高举“总理不死”的旗帜。

1938年3月12日,汉口,武汉军民举行爱国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并抗议日本侵华。

1938年3月12日,汉口,武汉军民举行爱国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并抗议日本侵华。图为参加集会的武汉民众。

1938年3月12日,汉口,武汉军民举行爱国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并抗议日本侵华。图为与会嘉宾在孙中山遗像前发表演讲。

抗日游行

士兵演练

1938年3月,汉口的孩子在兴高采烈地打雪仗,浑然不知战火即将临近。

1938年3月汉口,年轻妇女在接受军训。

1938年汉口,一位负责训练国民党女兵的妇女。

1938年3月汉口,在公园休息的国军士兵。

1938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的中国军队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官在前线开会

驻守台儿庄的部队在采取行动之前

台儿庄的工事和国民党士兵

1938年4月,临近徐州前线,铁路运输为战争提供军队和供给。

1938年4月,徐州前线,一个供国民党高级军官使用的装甲列车。

1938年4月,徐州前线铁路沿线的难民。

台儿庄战役之后,一些受伤的士兵必须步行几英里才能到达火车路过之地

台儿庄 战斗结束后返回村子的乡民 拍摄完台儿庄之后,伊文思等人打算去延安。他们在武汉已经见过周恩来。尽管国民政府不情愿,尹文思和卡帕等人还是以“到中国西北拍摄长城”为借口,于1938年5月到达了西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阻止,他们未能如愿到达延安。

沿途记录的难民

沿途记录的难民

沿途记录的难民

沿途记录的难民

沿途记录的难民

沿途记录的难民

1938年,汉口,躲避空袭的人们 1938年4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目标,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的时候,卡帕冲上武汉街头,拍下了人们的反映。6月,武汉会战爆发。武汉再次受到空袭。伊文思、卡帕一行人从西安回到武汉拍摄报道。

1938年,汉口,躲避空袭的人们 1938年4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目标,对武汉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的时候,卡帕冲上武汉街头,拍下了人们的反映。6月,武汉会战爆发。武汉再次受到空袭。伊文思、卡帕一行人从西安回到武汉拍摄报道。

1938年,汉口,躲避空袭的人们

1938年,汉口,躲避空袭的人们

1938年7-9月间,汉口,一次日军的空袭之后,在被毁的家园前哀伤的妇女。

日军轰炸过后扑救的民众

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郑州危急。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但日军的进攻仅仅停顿了几个星期,然而,数百万中国人却因此而无家可归。

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

国民党军人搭乘当地百姓船只过河

中国士兵用沙袋构筑大堤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马克思像前,当时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最高军事会议上。

1938年,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极其悲壮的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

1938年 湖北汉口 宋美龄

1938年10月下旬,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武汉地区大部分工业装备和人员也早已转移到西南。日军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在经历了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民用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西安街头

广州,日军空袭后救助伤员

广州医疗救助旗手

1938年广州附近,加入当地军队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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